作者后记：未尽之史

我完成本书最后一次统稿时，星门历已近一二七八四年。 在此之前，本书现代篇正文原则上止于星门历一二七六〇年前后。作此限制，并非因为一二七六〇年以后不再发生值得记录之事，而是因为距离过近，资料尚未沉淀，许多事件仍处于当事者、地方机构、公共法庭、学宫争议与社会舆论之中。史书可以接近当代，却不宜完全替代当代人的争论。对于仍在展开的历史，我宁愿留下空白，也不愿以仓促结论遮蔽后来者的判断。 《存异历史通鉴》并非第一部通史，也不会是最后一部通史。维恩苍穹书城、青穹北垣学宫、北辰远星观测院、沉鹿共灯大学、公共名册院、地间事务署、千梦回声院、阿尔穆冷核维护院以及许多地方文库，都曾保存、整理、校订过大量历史资料。本书能够成形，所依赖的并非我个人的见闻，而是无数前人留下的档案、名册、石刻、残卷、星图、界路记录、梦纹证词、机械芯核日志、地方志、学校档案、医院记录、家庭口述与公共审判书。 我在书中多次使用“现有资料显示”“多数史家认为”“尚无定论”“仍有争议”等语句。此非推托，而是史学应有之谨慎。存异历史太长，已知世界太多，资料形态太复杂。若一个史家在所有问题上都给出确定答案，那通常不是因为他知道得更多，而是因为他愿意忽略更多。 远古部分，是本书最难书写之处。 火种时代以前，几乎没有能够连续追溯的历史。远古神话、生命起源传说、智慧起源传说、最早传承、第一次创界现象、创界浪潮、后创界时代文明遗址以及大失落，皆只能依靠分散证据相互校验。那时没有星门历，没有现代档案制度，没有公共名册，也没有稳定的跨世界学术共同体。许多遗址甚至无法确认其创造者是星中生命、原界生命、古地族群还是间域智慧。我们所能看见的远古，往往不是远古本身，而是远古在破碎之后仍未完全消失的影子。 古代部分，则难在资料太多而争议太深。 沉寂时代已经有较多族群、城邦、古界和迁徙记录。记述时代以后，年表、税册、学宫文书、航海账册、门城档案、远行名册和星门记录不断增多。第一星门启动之后，历史材料更趋庞杂。星门时代的辉煌、道路之争的矛盾、本戚界事件、黑曜廷惨案、衡光之殇、两次星门大战与战后初秩序，都留下了大量互相印证也互相冲突的资料。古代终章之所以沉重，不是因为资料稀少，而是因为资料足以让人看见许多曾经可以避免、最终却没有避免的选择。 现代部分，则难在距离过近。 对于现代居民而言，星门、学校、医院、职业认证、跨世界通信、迁居登记、公共救援、地方节日、远程课程、多生形建筑、梦纹档案、机械维护、地间事务、公共法庭、企业联盟与地方共同体，都是生活中的实际事物。它们不像远古遗址那样遥远，也不像古代大战那样已经被时间隔开。现代史若只写战后秩序、星门网络、公共机构和至强者，便无法说明这一万余星门年的稳定如何真正落入居民生活。若只写日常生活，又会忽略公共道路法、三重名册、残门清理、智门协议、地间支路扩张和战后责任制度对现代社会的支撑。现代史必须同时面对制度与生活，宏大结构与普通记录，中心世界与边缘地区，肉身生命与非常形生命，长寿种与短寿者，学宫、宗门、企业、家庭和市镇之间的复杂关系。 我在现代篇中写了许多普通事物：城市、学校、职业、家庭、医疗、饮食、节日、迁徙、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建筑、日常器具、社区服务、市民共同体和地方组织。这并不是因为现代失去了大事件，也不是因为强者、伟大存在、星门和公共机构不再重要。恰恰相反，正因为战后秩序长期维持，正因为星门网络逐渐成为基础设施，正因为多数星、界、地、间在相对和平中发展，普通生活才得以成为可以连续记录的历史对象。

在许多时代，普通生命只在死亡名册、税册、劳役簿、宗门弟子录、战争赔偿书和迁徙登记中短暂出现。他们建造城墙，维护道路，抄录文书，照看病患，修补门体，清理残骸，教导学生，保存家族故事，却很少成为通史中的主体。现代资料第一次使我们能够较多看见这些生命：港区夜班的工人，书城南院的译者，雾河地漂流学校的教师，阿尔穆冷城的维护员，弥萨陀井区的水账儿童，若木地枝桥上的木工，乌阑长灯社的志愿者，沉鹿共灯夜里整理家录匣的迁居家庭。 他们不是历史之外的人。 历史若只记得谁创造了界，谁建立了星门，谁发动了战争，谁赢得了审判，谁成为至强者，谁抵达道路尽头，那么历史便会过于接近强者的记忆。存异的世界并非只有强者生活其中。短寿者、弱小族群、地方教师、普通医生、机械公民、梦性居民、低光街商户、地脉农户、边缘门务员和未能留下姓名的流亡者，同样构成历史的重量。 当然，我也清楚，本书仍然遗漏了太多。 第七次诸门总普查已经记录了庞大的公共网络，但公共网络不是宇宙本身。近千万座星门仍不能穷尽所有远方。数万生命星、数万界、众多地与间以及大量特殊结构，也只是已知世界的一部分。还有无法稳定接入的世界，尚未被发现的星海，拒绝公共通行的界域，漂流不定的地，难以观测的间，不愿进入名册的族群，无法以现代语言描述的生命形态，以及在远古、古代和现代都未能留下足够记录的无数文明。 通史之难，正在于它必须承认自身不完整。 若要逐一书写所有世界，本书永远无法完成；若只选择最强、最大、最著名者，本书又会背离存异历史本身。我的做法只能是在可见资料中选取骨架，在骨架之间保留空白。青穹界、维恩星、北辰星、洛珈星、提洋星、衡光残段、本戚界、旧烬地、沉鹿星、雾河地、千梦间、阿尔穆星、弥萨陀星、若木地、阙罗间、镜潮间、萨雍界、斐洛地与其他许多地区，皆只是现代已知世界的一部分。它们被写入本书，不代表它们比所有未写入者更真实，只代表它们在现有资料、公共影响或历史脉络中更便于通史叙述。 伟大存在尤其使史家感到自身渺小。 他们曾经开辟道路，创造界域，影响星门史、宗教史和诸多文明的想象。但至现代时期，大多数伟大存在早已不在凡俗视野之中。他们是否仍以个体形式存在，是否仍保留可被语言称为意志的结构，是否仍在可观测宇宙之内，皆非普通史家能够断言。我们只能依据同源道路感应、宗教仪轨启示、追随者标记、特殊智慧生命的有限交流和少量不可重复资料，谨慎判断某些伟大存在仍然存世。对于这样的存在，史书不应妄作编年，也不应把他们降低为现代政治人物或地方势力。伟大存在属于道路深处，历史只能记录他们留下的影响，而不能声称已经理解他们。 歧初则更加不可穷尽。 《存异宇宙学》中已经多次说明，歧初从未被真正观测，却又从未离开众生。差异本身是宇宙存在的条件，第一道差异打破绝对统一，时间、空间、世界、生命、智慧与道路才得以展开。历史不过是差异在众生之中的延续。每一个世界之差、文明之差、生命之差、选择之差，最终都使未来不再完全等同于过去。 因此，我始终认为，通史不应追求重新制造一个唯一答案。 存异之所以为存异，正在于它不归于单一中心，不归于唯一道路，不归于一张最终地图。星、界、地、间并存，修行、科技、机械、意识、宗教、艺术与普通劳动并存，伟大存在与短寿市民并存，远古遗址与现代学校并存。若一部通史将这些差异压平，只剩下单一胜利者、单一路线、单一解释，那么它或许会更整齐，却不会更接近真实。 我写远古，是为了说明我们并非从完整记忆中走来。 我写古代，是为了说明道路曾经如何被开辟、争夺、滥用和重建。

我写现代，是为了说明长期和平并非空白，而是无数普通制度与普通生活共同维持的结果。 本书完成时，已知公共网络仍在运行。学校仍在开课，港口仍在装卸，医院仍在接收病患，星门道路署仍在发布门体维护通知，公共名册院仍在修订身份资料，地方博物馆仍在接受家庭捐赠，迁居者仍在填写登记，旧争议仍在法庭中等待裁断，新思想仍在学宫与市镇之间传播。历史没有因为本书写完而停止。 我也不认为本书完成了存异历史。恰恰相反，完成本书之后，我比动笔之前更清楚地知道，未知仍然大于已知，沉默仍然多于记录，宇宙仍然大于文明，未来仍然大于所有通史。 但正因如此，记录才有意义。 我们无法写下全部宇宙，却可以写下我们所能确认的一部分。我们无法复原所有逝者的声音，却可以尽力保存仍能听见的回声。我们无法替未来作结，却可以把过去交到未来手中，使后来者知道：在星门历一二七八四年前后，曾有无数生命以各自的方式生活、记忆、争论、创造，并相信自己的差异值得被留下。 若后世仍愿修订本书，愿他们不只改正我的错误，也继续补上我未能听见的声音。